互探底牌 华为中兴专利诉讼案全过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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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前几年的市场洗牌之后，电信设备厂商之间的同质化竞争越来越明显，无论是产品质量、服务，还是技术更新，各公司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行业的竞争手段越来越少，于是，专利壁垒几乎是余下为数不多的竞争手段之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思科、爱立信、华为、阿朗、诺西、中兴这几大通信厂商之间爆发了频繁的专利诉讼战。
华为中兴事件过程
北京时间4月28日，华为公司正式在德国、法国和匈牙利三地对中兴通讯（“中兴”）提起法律诉讼，指控其侵犯了华为的专利权和商标权。起诉书内容包括：中兴涉嫌侵犯了华为有关数据卡和LTE技术的一系列专利；未经华为许可，在数据卡产品上非法使用了华为的注册商标等。
4月29日下午消息，针对华为28日在德国、法国和匈牙利对中兴通讯提起诉讼，指控其侵犯华为的专利权和商标权。中兴今天声明称，已在中国递交诉状，起诉华为侵犯其LTE专利，中兴称“市场上充满了各种挤压式竞争”，“惟有反击迎战”。
5月2日，德国汉堡法院颁布了这项禁令，内容是禁止中兴在其USB数据卡上使用华为的一项注册商标，并禁止销售印有该受特定法律保护商标的USB数据卡。
5月3日，中兴向欧共体提起华为RoH S商标撤销程序，同时，就华为数据卡旋转头专利向法国法院提起无效诉讼，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提起其同族专利无效程序。
5月4日，工信部介入此事，与华为董事陈黎芳约谈，希望协调解决此事。但华为方面起诉态度依旧坚决。
5月6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正式受理中兴状告华为LTE专利侵权的诉讼案件.
5月12日，中兴发表《关于与华为德国商标诉讼纠纷的三点声明》，称临时禁令非正式判决，是一项临时措施，对中兴经营成果无影响。
6月7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正式受理中兴状告华为LTE专利侵权的诉讼案件。这一起诉日前已进入到了司法流程当中，华为也在近期收到了中兴的诉状。
事件导火索：
中兴专利突进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产业政策研究所张波认为：“华为与中兴海外市场的高度重叠加速了双方关系的恶化，是本次诉讼的深层次原因。”
2010年华为海外市场实现销售收入1204亿元，占其总营业收入的65%，欧洲市场是其主要收入来源之一；而同期中兴海外市场销售收入达380.66亿元，占其总营业收入的54.18%，其中欧洲市场的收入比上年增长50%。
真正引发华为对市场警惕的，除了这些销售数字之外，应该还有两个关键事实：一是中兴在欧洲的低价战略，该战略不仅令华为让渡了相当的市场份额，同时直接引发了欧盟对华为数据卡的“三反”调查，尽管该调查以华为花费6800万欧元的总代价收购调查发起方Option而结束，但低价竞争引发的后果却让华为引以为戒。
“华为在欧洲起诉中兴，某种意义上是希望借此让中兴支付专利许可的费用，进而推高中兴的产品价格。”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海军告诉本报记者。
而令华为警惕的另一个重要事实则是中兴在专利布局上的跟进，2008年华为的PCT申请在全球位列第一，2009年位列第二。但是到了2010年，中兴的国际专利申请量开始占踞全球第二，华为则位列第四。不仅如此，2011年第一季度，中兴更是凭借974件PCT申请量占据全球公司首位，而且是全球前五名中唯一的中国企业。
按照中兴通讯主管知识产权战略的执行副总裁谢大雄的说法：“PCT申请是衡量一个企业在国际上创新竞争力的权威指标，是中国高科技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争取国际市场的重要工具。”正是基于此，中兴通讯坚持每年将收入的10%投入研发，即使在金融危机后的近两年研发投入亦累计达130亿元。由此，中兴得以配合国际市场需要，加大并强化以国际专利为主的知识产权领域的重点覆盖和布局。
事实上，从海外研发中心的设置也能看出中兴步步紧逼的态势，根据百度搜索的资料显示，华为和中兴分别在海外有5个研发中心，华为是：瑞典斯德哥尔摩、美国达拉斯、美国硅谷、印度班加罗尔、俄罗斯莫斯科;中兴是：瑞典斯德哥尔摩、美国新泽西、美国硅谷、美国圣地亚哥、韩国。中兴的海外布局正紧随华为的步伐。
不仅如此，中兴通讯知识产权总监郭小明表示，截至2010年11月30日，包括所有主要设备厂家在内的34家公司发布了约3413件LTE必须使用的基本专利，中兴以235件占比约7%，而中兴的主要竞争对手，也是本轮中兴知识产权旋涡中的对立面华为、爱立信，其基本专利分别占有的份额也不过8%。
在LTE领域，基本专利拥有的份额，将直接决定一家企业在这一领域的市场占有，因为任何一家企业都不可能拥有所有的专利或绝对优势，实际的状态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现犬牙交错的状态，而在产品的生产中，或者是以协议的方式交叉许可，或者是以默示的方式“你不找我的麻烦，我也不去找你的麻烦”来达成一种平衡。
如今，这种平衡俨然已被打破，随着知识产权方面的差距逐渐缩小，各方似乎要重新评估这种利益上的联结以及自身的价值，而知识产权诉讼无疑是这场重估运动中最有用的筹码。
或为互探底牌
华为“最优秀的专利”与专利储备
相比中兴在专利申请上的高歌猛进，华为近两年的行为看似低调不少，但并不意味着华为在专利布局上缺少动作。
2011年4月初，华为首席法务官宋柳平在就华为摩托罗拉知识产权诉讼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不管是你通过许可方式获得的技术，还是通过自己开发获得技术，或者通过并购获得的技术，关键看你这个东西是否有竞争力，是否能得到客户的接受，核心问题在于商业上的整合能力，而不在乎是否是百分之百的自主创新。”
“这意味着华为的专利布局开始转向，除了新申请之外，通过许可或并购获得新技术成为其系统战略的一部分。”刘春泉评价说。
事实证明，华为在竞购诺西失败之后，依然决意寻找更好的并购对象，同时，它已在欧洲买下了Option的连接管理器软件授权等。不只如此，记者从来自华为的内部人士处得知，华为在专利布局的数量上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转而在专利的质量上做文章，追求“最优秀的专利”的注册技术，以防止大面积专利侵权给企业造成不利的商业后果。
对于什么算是“最优秀的专利”，刘春泉告诉记者，“这种专利并不是在新颖性、创造性等方面有多突出——因为划时代的技术很难在短时间内再出现，而是通过精密的设计，将其他企业难以绕过的技术壁垒申请成专利，同时保留其他关键技术作为商业秘密，其他企业即使获得了专利技术，却也很难生产出同样的产品，这是最优秀最理想的专利申请，很多企业都以此为目标。”
或许这就是华为为什么会在与摩托罗拉之争中对商业秘密如此重视的原因，事实也同样证明，华为的商业秘密诉讼为其赢来了不逊于专利许可的商业价值：最终双方达成和解，摩托罗拉向华为支付转让费后，再将其与华为之间的商业秘密合同转让给诺西。这也成为发达国家企业向发展中国家企业在高科技领域给予赔偿的先例。
因此，刘春泉认为，“华为、中兴的知识产权诉讼，除了各自为和解谈判寻找有利筹码之外，互探底牌也将是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在诉讼过程中，双方提交的材料或法庭答辩不可避免地会露出蛛丝马迹，甚至在诉讼的关键时刻，也不排除一方会将原有的商业秘密申请为公开的专利，而这也将是通信产业的一大看点。”
华为中兴事件过程
北京时间4月28日，华为公司正式在德国、法国和匈牙利三地对中兴通讯（“中兴”）提起法律诉讼，指控其侵犯了华为的专利权和商标权。起诉书内容包括：中兴涉嫌侵犯了华为有关数据卡和LTE技术的一系列专利；未经华为许可，在数据卡产品上非法使用了华为的注册商标等。
4月29日下午消息，针对华为28日在德国、法国和匈牙利对中兴通讯提起诉讼，指控其侵犯华为的专利权和商标权。中兴今天声明称，已在中国递交诉状，起诉华为侵犯其LTE专利，中兴称“市场上充满了各种挤压式竞争”，“惟有反击迎战”。
5月2日，德国汉堡法院颁布了这项禁令，内容是禁止中兴在其USB数据卡上使用华为的一项注册商标，并禁止销售印有该受特定法律保护商标的USB数据卡。
5月3日，中兴向欧共体提起华为RoH S商标撤销程序，同时，就华为数据卡旋转头专利向法国法院提起无效诉讼，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提起其同族专利无效程序。
5月4日，工信部介入此事，与华为董事陈黎芳约谈，希望协调解决此事。但华为方面起诉态度依旧坚决。
5月6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正式受理中兴状告华为LTE专利侵权的诉讼案件.
5月12日，中兴发表《关于与华为德国商标诉讼纠纷的三点声明》，称临时禁令非正式判决，是一项临时措施，对中兴经营成果无影响。
6月7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正式受理中兴状告华为LTE专利侵权的诉讼案件。这一起诉日前已进入到了司法流程当中，华为也在近期收到了中兴的诉状。
事件导火索：
中兴专利突进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产业政策研究所张波认为：“华为与中兴海外市场的高度重叠加速了双方关系的恶化，是本次诉讼的深层次原因。”
2010年华为海外市场实现销售收入1204亿元，占其总营业收入的65%，欧洲市场是其主要收入来源之一；而同期中兴海外市场销售收入达380.66亿元，占其总营业收入的54.18%，其中欧洲市场的收入比上年增长50%。
真正引发华为对市场警惕的，除了这些销售数字之外，应该还有两个关键事实：一是中兴在欧洲的低价战略，该战略不仅令华为让渡了相当的市场份额，同时直接引发了欧盟对华为数据卡的“三反”调查，尽管该调查以华为花费6800万欧元的总代价收购调查发起方Option而结束，但低价竞争引发的后果却让华为引以为戒。
“华为在欧洲起诉中兴，某种意义上是希望借此让中兴支付专利许可的费用，进而推高中兴的产品价格。”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海军告诉本报记者。
而令华为警惕的另一个重要事实则是中兴在专利布局上的跟进，2008年华为的PCT申请在全球位列第一，2009年位列第二。但是到了2010年，中兴的国际专利申请量开始占踞全球第二，华为则位列第四。不仅如此，2011年第一季度，中兴更是凭借974件PCT申请量占据全球公司首位，而且是全球前五名中唯一的中国企业。
按照中兴通讯主管知识产权战略的执行副总裁谢大雄的说法：“PCT申请是衡量一个企业在国际上创新竞争力的权威指标，是中国高科技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争取国际市场的重要工具。”正是基于此，中兴通讯坚持每年将收入的10%投入研发，即使在金融危机后的近两年研发投入亦累计达130亿元。由此，中兴得以配合国际市场需要，加大并强化以国际专利为主的知识产权领域的重点覆盖和布局。
事实上，从海外研发中心的设置也能看出中兴步步紧逼的态势，根据百度搜索的资料显示，华为和中兴分别在海外有5个研发中心，华为是：瑞典斯德哥尔摩、美国达拉斯、美国硅谷、印度班加罗尔、俄罗斯莫斯科;中兴是：瑞典斯德哥尔摩、美国新泽西、美国硅谷、美国圣地亚哥、韩国。中兴的海外布局正紧随华为的步伐。
不仅如此，中兴通讯知识产权总监郭小明表示，截至2010年11月30日，包括所有主要设备厂家在内的34家公司发布了约3413件LTE必须使用的基本专利，中兴以235件占比约7%，而中兴的主要竞争对手，也是本轮中兴知识产权旋涡中的对立面华为、爱立信，其基本专利分别占有的份额也不过8%。
在LTE领域，基本专利拥有的份额，将直接决定一家企业在这一领域的市场占有，因为任何一家企业都不可能拥有所有的专利或绝对优势，实际的状态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现犬牙交错的状态，而在产品的生产中，或者是以协议的方式交叉许可，或者是以默示的方式“你不找我的麻烦，我也不去找你的麻烦”来达成一种平衡。
如今，这种平衡俨然已被打破，随着知识产权方面的差距逐渐缩小，各方似乎要重新评估这种利益上的联结以及自身的价值，而知识产权诉讼无疑是这场重估运动中最有用的筹码。
或为互探底牌
华为“最优秀的专利”与专利储备
相比中兴在专利申请上的高歌猛进，华为近两年的行为看似低调不少，但并不意味着华为在专利布局上缺少动作。
2011年4月初，华为首席法务官宋柳平在就华为摩托罗拉知识产权诉讼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不管是你通过许可方式获得的技术，还是通过自己开发获得技术，或者通过并购获得的技术，关键看你这个东西是否有竞争力，是否能得到客户的接受，核心问题在于商业上的整合能力，而不在乎是否是百分之百的自主创新。”
“这意味着华为的专利布局开始转向，除了新申请之外，通过许可或并购获得新技术成为其系统战略的一部分。”刘春泉评价说。
事实证明，华为在竞购诺西失败之后，依然决意寻找更好的并购对象，同时，它已在欧洲买下了Option的连接管理器软件授权等。不只如此，记者从来自华为的内部人士处得知，华为在专利布局的数量上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转而在专利的质量上做文章，追求“最优秀的专利”的注册技术，以防止大面积专利侵权给企业造成不利的商业后果。
对于什么算是“最优秀的专利”，刘春泉告诉记者，“这种专利并不是在新颖性、创造性等方面有多突出——因为划时代的技术很难在短时间内再出现，而是通过精密的设计，将其他企业难以绕过的技术壁垒申请成专利，同时保留其他关键技术作为商业秘密，其他企业即使获得了专利技术，却也很难生产出同样的产品，这是最优秀最理想的专利申请，很多企业都以此为目标。”
或许这就是华为为什么会在与摩托罗拉之争中对商业秘密如此重视的原因，事实也同样证明，华为的商业秘密诉讼为其赢来了不逊于专利许可的商业价值：最终双方达成和解，摩托罗拉向华为支付转让费后，再将其与华为之间的商业秘密合同转让给诺西。这也成为发达国家企业向发展中国家企业在高科技领域给予赔偿的先例。
因此，刘春泉认为，“华为、中兴的知识产权诉讼，除了各自为和解谈判寻找有利筹码之外，互探底牌也将是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在诉讼过程中，双方提交的材料或法庭答辩不可避免地会露出蛛丝马迹，甚至在诉讼的关键时刻，也不排除一方会将原有的商业秘密申请为公开的专利，而这也将是通信产业的一大看点。”
来源: 手机之家